他，常年深耕神经生物学基础研究，推动创立“中国人脑库”，致力于揭开人类“大脑”之谜。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药学部主任段树民。
他，20年磨一剑，最终打破“洋盾构”在国内一统天下的局面，让“地下开路巨人”实现中国造。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杨华勇。
他，三度问鼎国家科技奖，研发的糖尿病治疗重大药物“卡博平”，打破国外医药巨头的垄断，已为国家节省30多亿元医保支出。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院长郑裕国。
三位院士，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全国政协委员。3月11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委员休息日，三位院士应邀来到设在北京的浙报集团全国两会新闻中心，畅谈创新、青年、教育与梦想。
从普通科研人员成长为院士，他们如何进行创新?所有事情都是做出来的
三位院士，在不同领域，掘“一口深井”，取得创新突破，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补充着“火力”。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科研人员，创新成为刻在他们身上抹不掉的时代印记。
从普通教师、科研人员，成长为各自领域的专家，直到评上两院院士，三位委员的成长路，见证着中国科技创新的沉稳步伐。院士们在北京聚首，分享了各自的人生经历以及创新“秘笈”。
一直以来，中国盾构市场长期被外国公司垄断，跨国公司还依靠技术优势制约我国重大工程建设的速度。看到这些“痛点”，杨华勇委员与产学研团队一道，历经重重挫折，最终打破“洋盾构”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目前，中国盾构将挑战18米直径的世界纪录，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将引领发展。
“要把得住方向、耐得住寂寞、经受得了挫败。”杨华勇委员动情地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做出来的，要实现科研创新突破，科学家必须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要历经一次次“破茧”的阵痛，才能实现人生目标和社会价值。
淬炼的艰辛唯有亲历才能体会。段树民委员自研究生时就认定基础科学研究发展方向，一直深耕该领域。“直到40多岁我才真正找到科研兴奋点，算是大器晚成吧。”在段树民委员看来，科研之路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相似，必须有扎实的根基，经过长久的积淀与坚守，要“甘坐十年冷板凳”，摒弃浮躁与繁华，才能实现创新突破。
“创新，特别是工程技术类创新，离不开社会和市场。”郑裕国委员原本打算在休息日这天去北京周边的几家企业对接项目。他说，高校实验室的科研成果不能束之高阁，应该与社会需求对接，具有强烈事业心的科研人员与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家携手，才能使科研成果转化，造福于经济社会发展。郑裕国委员带领的团队已在全国各地建成多条医药、农药工业化生产线。
当然，三位院士也不乏共同的烦恼：我国原创性技术和基础研究突破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距离，虽然我国R&D投入不少，但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直接投入却不多，多是直接“花钱”引进国外成熟的技术。“国家对基础研究应该有长期稳定的支持，科研风气应摒弃急功近利，在考核机制上更要灵活，这样才能让科学家沉得下心进行科研。”段树民委员说。
院士的成长之路，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年轻人要敢于挑战权威
尽管浸润在科研领域中，但三位院士依然坚守在教学一线。
“与年轻人打交道，可有感触了！”段树民委员、杨华勇委员在浙大分别教授神经生物学、液力传导课程，郑裕国委员在浙江工业大学教授生物工程设备课程已30多年。
段树民委员、郑裕国委员打开了话匣。“我发现，对80后下指令是没有用的。”杨华勇委员接着说，“90后孩子思想活跃度高，知识面比较广，更依赖从网络上获取信息。”这些评价，让在场的80后、90后记者忍俊不禁。
三位院士还总结了一个有趣现象：80后、90后明明也在熬夜加班搞科研，却在网络和朋友圈里“晒潇洒”，“这点与60后、70后截然不同”“每代人都有自己特点，没有好坏之分，但也值得我们观察与学习。”三位院士委员说。
“我觉得年轻人还是要敢于挑战权威。”杨华勇委员告诉我们，他常在教学科研中鼓励学生挑战权威，培养创新思维，“这关乎未来他们能站得多高、走得多远。”
郑裕国委员则从自身经历出发，谈了5点感触：要做一行爱一行；要坚持自己的方向；要有良师益友的引导；要有好的团队；要有同行业界的认可。“我特别感谢20多年来‘中国生物农药之父’沈寅初院士对我的悉心指导。”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沉默思考了几许的段树民委员接过话茬说，如果没有兴趣和爱好而从事科研，是极为痛苦的，在确定要踏进科研领域前，一定要三思，找准自己的兴奋点，而后勇往直前。
院士们如何看待中小学教育
让孩子拥有快乐的童年
院士们的孩子，都是学霸吧？或都是搞研究的？其实不是。三位院士的孩子都是80后、90后，而他们的“育儿经”是，尊重孩子的想法，引导却不强求他们的职业方向。
这跟三位院士正在“玩”的“跨界”还有点关系。杨华勇委员带领团队推动系列跨学科合作项目，以新型装备研制切入，在寻求生物医学领域、3D打印人体器官的突破；段树民委员也从神经科学研究生发到人工智能、类脑研究、脑机接口等项目；郑裕国委员的治学经历也不例外，这多少让人有些惊讶。
“我们要着眼那些能带来巨大变化的原创性科学与技术。”杨华勇委员说。不过，这也让他陷入对目前中小学教育培养体系的担忧，“现在的教育对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还是太少，导致孩子创造力不足。”
院士们说，目前课外培训机构正在“蚕食”孩子的童年。“培训班基本还是题海战术，培养的是惯性思维，虽然会提高学生的解题速度，但仅仅培养了解决已有问题的能力，却不能让孩子发现问题、创新思维。”杨华勇委员说。
郑裕国委员很认可这个观点。他说有人曾对奥数成绩特别好的孩子们做过一个调研，发现他们最后从事数学研究的几乎为零。“事实上，孩子奥数成绩好，说明在数学方面是有潜能的，但超过孩子承受能力的高强度学习，就会变相削减孩子的天分，让他们对学习产生厌恶感和挫败感。”郑裕国委员说。
三位委员都觉得，现在的孩子普遍缺乏童年欢乐，缺少玩耍时间和社交经历，让人有些担心。
“现在看我们的教育节奏，其实是缺乏通盘考虑的。小升初的压力，导致很多孩子的小学阶段学习非常紧张，但很多孩子也没掌握自学的能力和方法，后面到了大学阶段放松了，就很难通过主动学习，实现有效提升。”段树民委员建议，应该还给孩子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让他们全面发展，拥有仰望星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