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是谁？真是虚幻。我们只知道他是古人眼中最聪明的人。古人讲仓颉，汉代都叫黄帝史，但魏晋讲古帝。尚伯楚简《容承事》证明后者说战国时期存在。古人所谓的《黄帝传》只强调文字的发明与史家有关。仓颉只是汉字发明者的代名词。
尚伯楚简《荣成》
这是一篇读书笔记。近二十年来，不知何故，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性质的讨论在国际学术界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不久前，郑业夫教授发表了他的新书《文明是副产品》，并邀请我写一些关于他的书和汉字起源的一些想法。我说，我对你说的问题很感兴趣，但是我必须阅读相关资料，比较一下，然后讨论，所以我找到了一些我认为更重要的书籍和文章，然后快速浏览了一下浏览，写下以下文字。
郑业夫：“文明是副产品”
李约瑟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人说，不止四大，几十上百个都打不过（比如华爵明先生）。然而，关于文明的起源，考古学家说，文字、冶金和城市是最重要的。汉字对于中华文明的塑造确实非常重要。
文字，人类交流的重要手段
与动物交流的方式有很多种。鸟有鸟语，兽有动物语，但我们不懂。
他们的眼睛，有些是千里眼，特别尖。
他们的耳朵，其中一些是顺风耳朵，特别聪明。
它们的鼻子常常可以代替眼睛和耳朵，即使它们漆黑无声，它们也能闻到一切。
他们的眼睛、表情和肢体语言也远比人类发达。
它们还会留下痕迹，比如在树上摩擦，留下气味，用爪子抓挠，留下一些痕迹，或者在上面撒尿，就像现在的小广告一样。
它们也发送和接收信号，有的简直就是高科技（如远红外线、超声波、电磁波）。
人类无法比较这些东西。
人们相互交流什么？一种依赖听觉信号（如语言），另一种依赖视觉信号（如符号、图像和文字）。
古代没有电话、电报、手机、电脑，只能面对面说话，用耳朵听。什么是远距离通讯？主要是文字。
传说中的文字发明者仓颉
在中国古代汉字来历，有一本书叫《天地之书》。这本书的后面是“左篇”，“左”是发明的意思。中国古代有什么发明，这些发明的发明者是谁，古代没有专利局，这是第一个“注册”的地方。
《左篇》失文云：“灵伦造法律”、“大脑造甲子”、“容城造历”、“李寿造数”、“石黄造图”、“仓颉造一本书”。宋仲评说都是《黄帝传》。仓颉是传说中的文字发明者，秦代人物书《仓颉篇》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仓颉像
仓颉是谁？真是虚幻。我们只知道他是古人眼中最聪明的人。《汉书·古今人桌》把人分为九等，圣人上，仁上中，智上下。仓颉是最早的智人。
古人讲仓颉，汉代都叫黄帝史，但魏晋讲古帝。尚伯楚简《容承事》证明后者说战国时期存在。古人所谓的《黄帝传》只强调文字的发明与史家有关。
仓颉只是汉字发明者的代名词。
古代语言学家的祖父仓颉
在中国，有三百六十行，每行都有自己的祖先。族长，当然还有人供奉。
中国各地有许多仓颉寺（或仓颉庙）和仓颉陵（或仓颉墓）。最早的年代为陕西省白水县石关镇仓颉庙和仓颉陵。该寺有汉延禧五年（162）仓颉寺碑，现藏碑林博物馆。我特意看到了这块石碑。《续汉书·郡国志》、《帝陵志》说仓颉葬于雅县溧阳阁南。崖县今白水县。这种碑，其实是为了填补“未见古人”的遗憾，从“敬爱”中挖掘出来（《贾宝玉》第五十一章的话）
仓颉陵
古人云：“从前仓颉写书，天下谷雨，鬼夜哭”（《淮南子·经》）、《仓颉四眼》（《仓颉寺碑》、《论衡》） ·《骨相》），今天人们听了，一笑置之，但文字的发明确实是一件不得不动摇的大事。
习古字，曾号徐雪、徐深、“五经无双徐书忠”。在徐深的《说文解字》之前，最著名的是《诗仙》和《仓颉》。古人认为，仓颉是先于石咸发明古文字的第一人。
仓颉墓庙
当时，王国维从日本回来，在上海哈通花园为哈通夫妇工作。他受雇于他们办的苍生明志大学。哈通夫妇所供奉的苍圣，是我们这一行的祖师爷。
王国维是苍雪大师。
文字的发明，从原始文字到成熟文字
在中国，对于不明不白的事情，黄帝经常被推。考古学家称它为新石器时代。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可以追溯到数万年前。多年来出土的各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陶器上都刻有许多符号。这些符号，哪些是词，哪些不是，一直存在争议。为了区别文字，学者们发明了两个词，一个叫“全字”汉字来历，一个叫“原字”。
郑州上城遗址（1-5）和偃师上城遗址（6-12）出土的陶符
目前可以确认成熟的文字，最早是商代文字，如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早于安阳殷墟，小双桥遗址出土的朱书陶铭，文字上与殷墟相似，可视为殷墟的前身。但比小双桥桃文还要早。由于缺乏材料，写法无法联系在一起，所以很难说。我们不知道成熟文本的上限在哪里。
同样，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制护身符数量也非常多。我们不知道哪些是原始字符，哪些不是，原始字符的上限和下限在哪里。
这种不能说清楚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写作起源”问题。
汉字在世界文字中的地位
在殖民时代，欧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就像古代中国一样，我们也以我们为中心。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只能被列入胡人的传记和记录。欧洲野蛮人的传记和编年史被称为东方学、民族学和民族志，研究对象是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即所谓的“他者”。
本来很明显，欧洲受罗马影响，罗马受希腊影响，希腊受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和伊朗影响，但黑格尔说东方只是铺垫，希腊、罗马、和德国是世界历史的高峰，属于最成熟、最健全的文明。其他文明是早熟的孩子，但老人是孩子。这是 19 世纪欧洲史学中的一个普遍问题。
事实上，说到词的起源，情况也是类似的。赖国龙、郑业夫说，欧洲语言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索绪尔，始终以注音文字为出发点，将文字视为口头语言的附庸，具有重语重文字的严肃性。偏见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楔形文字
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中，苏美尔楔形文字最早（不同版本，约公元前3200年），其次是埃及文字（不同版本，约公元前3150年）、安阳甲骨文（约公元前1200年），其次是美洲 玛雅语言是最新的（大约公元前500年，或公元前650年，公元前800年）。
过去，受注音字优越论和字单行演化论的影响，很多人把注音层次作为汉字发展的基础，认为注音字是通行的出路，世界人物发展的最终目的地。华为历史，汉字保存至今，误入进化的死胡同，成为活化石。
这是所有误解的起点。
汉字与“中国古代外来遗产”
文本的来源是多源还是单源？盖尔布（Ignace J. Gelb）说“灵感扩散”，即世界上的话语来自同一个源头，都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这种单一来源的理论长期以来被证明是一种误解。
汉字有独立的起源，但不是孤立发展的。
19、20世纪之交，中国有“五大发现”。除了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经卷、大乃档案等外，还有一件“古代外籍在华”。
西夏文长卷
王国维的《中国古籍》主要指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古文字，如梵文、卡鲁文、雁栖文、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维吾尔文、藏文等。此外，中国北方有契丹、西夏、女真、帕什巴、蒙古、察合台、满族，南方有彝族、傣族、东巴族。这些字大部分是拼音字，也有少数是方字。
中国有两个古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中的甲骨、铭文和竹丝，中华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之外的古文字。
唐师道士《法源竹林》卷十五：“过去作书有三人，最长名梵天，书正；二名卡卢，左书；最小仓颉，他的书都掉了……”
这是翻译佛经时遇到的三种语言。它是根据书面版本的顺序和佛经的翻译。
梵文是从左到右写的，卡鲁是从右到左写的，两边都是横着的。不同的汉字是垂直书写的。释道士把汉字放在梵文和卡鲁之后是错误的。梵文和卡鲁文不比汉字古老。
汉字与上述文字一直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圈子。
爆发理论和过程理论
在汉字起源的研究中，有涌现理论和过程理论。
爆发理论是语言学家从语言定义出发，也可以称为定义理论。该理论强调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没有人的设计，听、说、读、写的规则就形成了，不能变成文字；没有人类的教导，它们就无法成为一种交流工具。就像打牌一样。我们不知道如何单独打牌。在你知道如何玩之前，你必须被告知如何玩。因此，不可能为写作的发明集思广益。相反，它只能由少数人或一个人发明，比如仓颉这样的聪明人，由一个权威机构，在短时间内，一次突然发明出来。
根据这个过程，人们认为文本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可能从零开始创造一些东西。这更符合考古学家的口味。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大时期的历史进程。他们希望从成熟的文本中追逐，找到更多的古老文本。他们叫什么并不重要。无论如何，文本必须有前身，不能无中生有。
1981年杨家湾遗址出土的陶雕符号
现在，在这两个论点之间，涌现陈述主要以成熟文本为基础，过程陈述以原始文本为基础。成熟的文字是安阳甲骨文，前面只有陶器符号。陶符不同于甲骨文，陶符又不同于陶符，而且时间很长。
郑业夫说陶器符号不是文字，文字的起源是渐变的，突变的。
问题是，文本起源的来源有多早？梯度有多长？突变和梯度，边界在哪里？如果陶器符号不是文字，那么原始文字是什么？成熟的文字还有前任吗？
定义是一把刀，历史是一条河流
过程论、遭遇定义论、语言学家都说，你发现的那些符号，无论发现多少，无论多早，都是无用的，它们都是符号，而不是文字。文字的定义很明确，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一个系统。不可能一个个地发明词来记录语言，也不可能按照指事-象形-识-借-音-音的顺序分阶段、分批地创造。虽然考古学家收集了很多资料，但通过比较，他们说有些符号与某些符号相似，有些符号与某些字符相似，但那些持有定义理论的人却用棍子杀死了它。他们说符号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一种记录语言。只有音节和词义固定，词序和语法都可以读懂，这样的符号才能称为词。道符，别说单字了，就算写成几行，也不一定是一个字。
考古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困境：语言学家刻意寻找声音的痕迹，而考古学家则面临着一个只能“用眼睛阅读”的寂静世界。
现在，要想找到早期文字确凿的证据，只能从已知的文字体系中进行逆向——用饶宗颐的话来说，就是“事后证实之前”。但是逆反演的结果是什么？走走走，线索断了，前途很渺茫。胤禛的文笔相当成熟，前面没有字，后面有字，一切都完成了。定义是一种非无或全无的创造，就像孙悟空的诞生，从石缝中蹦出的文字。
符号是哑巴的，只要找不到与成熟词汇的联系，它就不会说话。当然，不说话的词不能证明是词。
能证明的就不用证明，不能证明的就不能证明，大家都很尴尬。
定义是刀、符号、文字和干净利落的切口。历史是一条河，一刀砍下，水就更流了。
定义上的批评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定义，从理论上讲，似乎天衣无缝，牢不可破，但关于词源的讨论几乎是无稽之谈。如果说成熟的词是词，不成熟的词不是词，说等于不说。定义是概念，而不是历史。与其剪脚以适应鞋子，不如剪裁衣服。
事实上，要研究汉字的起源，我们不仅需要一个定义，还需要了解它的社会功能。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发明它，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记录什么样的语言，以及语言演变的线索在哪里。
2004年，赖国龙专门批评了字源研究中的“语言学视野”，“一是在字源研究中，定义成熟字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拼音； -行文字演变和字母文字优势”。他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考古学。
德里达的语言学论文
近日，郑业夫再次提起这个话题，从哲学思考入手。以德里达的《论语学》为武器，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索绪尔”的语言中心主义，指出上述定义是基于拼音文字，并不指世界四大古文尤其是中国古代著作，存在着重语言轻文字的严重倾向。
他说，他无法想象，按照定义，中国的市场比西方的市场还要多。
单词和语言有什么关系
词具有三个要素：形、声、义。世界上的书写系统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以形为主，如上面提到的四种古文字；两者都是声音，都意味着。问题不在于有元素和没有元素，而是元素组合的形式不同。
这两个系统的差异，并不完全是由于人物制作方法的不同造成的。技术差异背后有文化差异。关键是语言系统不同，国家不同，不同文化对文字的需求也不同。
汉字是早期汉字的直接继承，类似于苏美尔、埃及、玛雅等系统。它们基于符号或图形配置元素。他们通过排列组合，用字形变化来表达语音和语义的变化。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
拼音文字不同。它用字母记录声音，主要依靠音素和音节的排列组合来表达意思，语言的变化主要依靠听觉效果。字母，形状简单，数量有限，只起到音节的作用，视觉效果被降到最低。
既然拼音文字主要以声音为基础，当然它强调用语言来控制文字，把文字看成是语言的附庸，把文字学看成是语言学的一部分。
不同的汉字，汉字和语言是不等价的。不仅不平等，而且还脱离了语言，超越了语言，反对以客户为导向，主宰口语，成为控制语言的东西。在中国的传统小学里，语文是第一位的，我们的音韵和释经都依附于语文。
文字与符号、图片有什么关系？
文字是符号。符号种类繁多，扩展名大于文字。文字只是一种符号。
这里所谓的符号（sign、signal、mark、logotype）是指视觉符号。视觉符号，就实际使用而言，可以读也可以不读，相对独立，与今天的符号没有区别。可读符号只是一种视觉符号。
符号与图片有关，但与图片不同。图片、形状、抒情写意，供人们观看，具有与符号不同的功能。
符号与图片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描述的细致程度或抽象的写意，而在于它的指称性，即符号是一种代码。代码包括数字代码、符号代码、图形代码，以及早期书写中的两者。
郭沫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符号分为涂鸦符号和图形符号两大体系。前者以半坡遗址陶器符为代表，多为点线形的几何符号；后者以大汶口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大多是用线条勾勒出来的图形符号（这两种符号层出不穷，刻字也有用硬笔书写的）。他把这两种符号称为物和象形的两种指称系统，并将它们视为汉字的两种来源。他认为商朝的宗徽有两种，一种是“制徽”（包括今天所谓的“数字卦”），一种是“图形制徽”。. 这两个“家徽”就是从陶器上的这两种符号衍生而来的。这种类型划分对邱锡贵有重要影响，但邱先生更注重图形符号。
商代家族徽记
文字并不都是符号。词出现前有符号，词出现后有符号，词外有符号，词中有符号，词本身是由符号组成的，词本身就是符号。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符号都是词，但我们也不能说词与符号无关。这就像人与猿的区别。人和猿分手后，人归人，猿归猿。你说人和猿不同是对的，但你不能说人和猿毫无关系。人类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猿与顶部的猿和底部的人类有关。
汉字主要是注音字，注音字周围有符号和声音。符号的主要形式是从形状上区分意义，强调可见性，但单独使用时仍离不开声音。音符的主音，将意与音分开家庭教育，强调可读性，但单独使用时仍离不开形式。
声音符号和象形文字的区别不在于形状，而在于功能。声音符号多与词义的连续性和以同音字为幌子的同音字的代换有关，而字形大多起到分类、区分和限制的作用。两者是彼此的纬度和经度。
他山之石，此山之玉
有“他山之石能攻玉”之说（出自《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古人称其为错，字亦错。
现在谈起汉字的起源，学者们大多借鉴苏美尔、埃及和玛雅的古文字进行比较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演变分为四个阶段：陶器符号——陶片——原始楔形文字——成熟楔形文字。受这种演化模式的启发，有学者认为汉字的演化应该与之类似，也是从陶器符号发展而来的。所谓原始字主要用于计数和命名，不一定有固定的读音，也没有固定的词序和词序。宫玉树、闫海英、葛映辉等文法，都是这么看的。
葛应辉认为，中国的史前标记符号，编号符号为原始数字，命名符号为早期象形文字，编号符号早于命名符号，汉字的发明可能与古代传说有关。有关的。这就是所谓的“先数后文”理论。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所谓几何符号通常是象形文字或象形符号的抽象，不应称为指称符号。他还把象形文字视为原始文字的主流。
现在，借鉴西亚模式，寻找王名表、成语表和书籍统计似乎是探索文字起源的主要途径。比较研究很重要，但不能替代汉字本身的研究。
中国的陶器符号，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应混淆。它的历史也很悠久，即使在近代，在大瓷碗和砖瓦上仍能发现它。现在那些说桃符就是原文的人，众说纷纭。
事实上，陶府是一片混乱。所谓原文，标准是什么，尺度更宽或更窄，结果可能大相径庭。
陶艺时代
赖国龙、郑业夫批评语言中心论，认为定义论和变异论不能解决汉字的起源问题。现在受到上述模式的启发，不少学者认为殷墟之前一定有一个准备过程。关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有各种猜测。过去，陈梦嘉说，它至少有五百年的历史，也就是至少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
中国最早的史前雕刻符号，出自甲湖遗址（约公元前6000年），是最早的，关于它们是否是原始文字存在很多争议。从半坡遗址（约公元前4500年）开始，秋锡贵被称为甲级符号。从大汶口遗址（约公元前2700-2500年）开始，秋锡贵被称为B级符号。郭沫若认为，A型符号早于B型符号，是最早的文字。邱锡贵则相反，认为A类符号不是词，B类符号代表名称，更接近语言学家定义的词。基于这种认识，他曾将大汶口桃文中的姓氏符号视为类似于商朝徽号（1978年）的符号。虽然后来他放弃了这个理论，争论这两个符号都不是词（1989A，1993）。他说，汉字在夏商时期（1978年）左右形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他所说的夏商时期，其实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夏商时期，而是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1989年）中叶，即公元前2500年左右。可以看出，他将B型符号作为原文的下限，将成熟文本的出现放在了这段时间之后。
定宫遗址刻陶
更晚的定贡遗址（约公元前2300-1800年）和龙丘庄遗址（约公元前2000年）属于广义的龙山时代。中国进入玉髓与石头并用的时代，城市遍地开花，符号开始成排出现。很多人说这些一定是原始文字，但邱锡贵说这些符号是“误入歧途的原始文字”，不能确定与甲骨文有关的成熟文字（1993）。
中国人心里常常有个潜台词，夏商周是最早的文明。徐宏将公元前2000年的“道庙革命”视为中华文明的起点。1984年，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上有两个符号，引发了各种猜测。很多人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无论如何都应该写作。《史记》有夏系，更加坚定了此类协会的信心。邱锡贵说：“夏代有完整的传承，反映了原始文字的巨大进步。这种进步为夏商时期形成完整的汉字书写体系奠定了基础。朝代。” (1978)
商代，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文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435-1412年。从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400 年是关键时期。问题是这一段的研究还缺乏线索，上下文也不清楚。
礼仪与管理
文字是干什么用的？相佑尔说，一种是用于宗教仪式，如祭祀、祈祷、占卜、祈祷等；
从表面上看，埃及经文倾向于前者，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偏向后者；欧洲中世纪拉丁文偏向前者，秦汉以后的汉字则偏向后者。其实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这两个功能。僧人用它与神灵交流，官员用它来管理，两者都是为了统治人民。写作离不开国家权力。
按照礼仪，从宗教的角度来说，说文字主要不是为了给人看，而是为了神。比如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展出的亚述石刻，原本是建在墙上，字面朝内，从外面看，什么都看不到。它的话是写给上帝看的。
在中国，甲骨文是为占卜而写的，当然也是用来获得神性的隐喻。青铜是一种仪式，没有问题。商周青铜器内底有许多铭文，小口深藏于腹中。如果你向内看，你什么也看不到。您必须用长镊子夹住一个小摩擦袋并将其伸入内部进行摩擦。，有人说，这也一定是老天爷看到的。
现在，罗太强调礼仪，认为铭文主要是为神明和祖先而写的，属于宗教文书。波斯特盖特、王涛、威尔金森、贝格利、王海成强调管理，认为古代书写材料的主体是小册子等软性材料。甲骨文和青铜文是在坚硬的材料上雕刻和铸造的。它只是腐烂了，现在看不到了。
事实上，甲骨和青铜铭文只是商周文字的一部分。礼仪理论和管理理论是不同的。
汉字和历史学家
如前所述，古人说“仓颉为黄帝史”，这个身份很重要。古人喜欢这样说，主要是强调文字与史家密不可分。
历史词“说文”认为“从中而持中”，即“容持中”。但徐慎所谓的中，与古文字中的中不同。中间不是一个圆，而是一个向上开口的物体。它的棍子，有人说是简，有人说是钢笔。如果是简（简只有一个），下面的器具可能是钳子；如果是笔，下面的器物可能是砚台。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学者们众说纷纭。
江勇说，“每部官书都叫‘书’，把历史和书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所谓书，写作的行为叫做书（writing），写出来的文字叫做书（writing）。 )，字迹是在竹子和丝绸上。
王国维受到他的启发，写了《历史解读》，称“周六负责文件的官员”被称为“历史”。作为繁荣的武器。”王氏把中国视为繁荣政策的工具。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历史与书籍和文化有关。这个判断没有错。
历代政府收集的档案文献，是原始意义上的书籍，即狭义的历史书籍。儒家和莫邪所熟知的三部经典《诗》《书》《易》等大师所推崇的经典，都出自史家的收藏。学者们用这些古籍来谈事情，讨论当代政治。它们已成为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宝库，也是一本特殊的史书。后世的史书是无穷无尽的。
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历史连贯性的一大特点，史家文化尤为发达。
历史学家是做什么的
《国语·正语》说，在人类的早期，家庭就是巫术史，巫术史是不可区分的。后来，天神相通，官依附官，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代为与神沟通，就像早期民主的发展一样。在代议制中，人民必须由有钱有势的人代表。
西周时，官分天地：天官称大士辽，分为朱、宗、卜、史，主要掌管宗教事务；
《周礼》六官有别于天地二官。
历史学家最初与宗教活动有关。他们从高处了解天文学，从底部了解地理学。他们熟悉贵族的血统和礼仪。他们还擅长占卜。和西方的僧侣一样，他们也垄断了宗教和知识。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大势所趋是国家统一，宗教多元。史家越来越疏离朱、宗、布，逐渐向世俗管理靠拢，以记录政事政务为己任。世俗管理的日常工作也有书史支持。
甲骨文，史与官，官与事，本为一字。
文人文化来源于历史文化。士人文化发展为官文化。官员也被称为经理。
中国的官方文化特别发达。
秦汉以来，唯有读书才能为官，而文字与为官有关。帝国是由平民政治统治的。
谁来写
治理大的地区和国家，主要靠账本（复印文件）和数字（财务审计）。书写和计数是最基本的两个管理功能。当我与汉学家交流时，他们经常问，在中国写作的人是谁？他们是僧侣还是奴隶？我说不，中国的写作，早期是靠朱、宗、占卜、历史，尤其是书史。
这里有一些例子：
1. 丁启老师：“引自中国历史书。”
2. 丁：“石六收（授）王令（令）书”。
3.丁：“史记收（授）王令（令）书。”
4.宋鼎、宋桂、宋壶：“殷氏收（授）王令（令）书。”
5.格柏桂：《觉书士书，吴，李承诚》。
书士是史学中的下级官员，负责将政令和文书誊写成简书，早期由书本管理。青铜铭文虽然不是文字的主体（甲骨文也不是），但确实引用了此类记录。自秦汉以来，这种小官被称为文士或剑士，明清时期，又被称为兴明师爷。书史类似于今天的所谓文员，写作是基本功。文人、医者、准备当官或已当官的人，都以文字为家务。
徐慎《说文解子学》引《卫律》：“小学生已入十七校，已开始考荀书九千字，可当官，则考。八式，县史传太史。多数人认为史书、书或书不正，常被弹劾。”
张家山274号墓出土的汉法是公元前186年以前的汉法，应该早于《说文》中所引的“魏律”。其中，《史法》规定，小学生十七岁起学习历史、占卜、祈福，对考试有自己的要求。史克读了十五本史书（《史宪》），能读能写五千字，才能创造历史。他也考过八门，教得最多的还以为自己是史书高手：布克也学过史书，能读能写3000字，考3000字的预测能力在占卜书里，如果你能读懂七分之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占卜。
拼音文字，易识别，但语法难。我们的国家不一样。有很多词。至少需要记住几千个单词，这勉强够用。
秦朝，官为师，法为书。卧虎帝秦简《法律问答》中说，若史书有罪，则刑为十里。石立是个抄书的罪犯。官本就叫官本，就是这么来的。
敦煌出土的佛经并不是主流。在市场上，有些人代写信，并不是主流。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6年1月17日，A06、A07版）
